飞宇魏承赟：一个人的无人机江湖和他的九死一生
一天晚上，魏承赟接到供应商电话，对方问他：“电机材料你们还要不要？”魏一时没反应过来：“要啊，为什么不要，我们都快量产了。”对方说：“你们内部可能出了一些问题，你再去确认下吧。”说完便把电话给挂了。魏随即给项目部的几个人打电话，都无人接听，他有点懵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“可能出事了。”第二天是周六，那天本来不用上班，魏来到公司，只看到了加班的林姐，研发部的座位收拾得很干净，连之前的样品都不见了。魏问林姐，“研发部这几个人昨天有没有加班？”林姐说：“有，我昨天也在加班，当时他们收拾东西，我还问他们要干什么，他们说有一些东西要拿回家去做，然后张烨（化名）开了一辆面包车过来，把那些东西都拉走了。”
这批人估计是留不住了，魏承赟心想。
最早是 2014 年年初，有个研发骨干提出要辞职，魏当时还很诧异，因为公司刚推出两轴的手持云台，卖得很好，三轴的也很快就要出来，“马上大家就可以享受成果了。”但对方似乎有很多顾虑，东拉西扯的理由很多。
说到底，还是为了钱。不过魏承赟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，“创业公司赚了钱，多发点给大家也是应该的。”最后，他也答应了对方提出的“将 30% 的净利润分给研发团队”这一要求，暂时把人留住了。
周一，魏承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研发团队，毫不令人意外，他们集体递交了辞呈。
那天晚上，魏和合伙人李全在公司聊到很晚，他说：“这几个人我留不住，也不太想留了，但这个项目怎么弄？”两人的情绪都很低落。事有蹊跷，但他们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
离开公司前，魏承赟看到一个研发人员的电脑没关，屏幕上 QQ 在闪，本来想一关了之，但他没压制住心中的好奇。打开聊天记录，对话中赫然写着，“老板太天真了。”
如今再谈及此事，魏依然愤懑，“几个人早就商量好了，股份怎么分配都聊完了，他们跟我们的一些客户有接触，在外面自己还开了一套模具，公司干了一套，自己家里干一套，而且下完班以后，几个人聚在其中一个人住的地方，一起继续工作。”
这还不是最恶劣的，魏后来发现，当他们准备好另立门户时，并没有想过给公司留一条活路，“在公司做的好多东西都存在网盘上，聊天记录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，记得把那些东西都删掉，另一个人说我都已经删掉了，删完再用文件粉碎器删了一遍。”
看到这些，魏承赟彻底绝了有话好说的心思。
创业魏承赟上一份工作要追溯到 2006 年，主动辞职，被动创业。
那时候有人找他做一个纯陀螺仪的飞控系统，对方是事业单位，走账需要他要么挂靠一个公司，要么成立一个公司，最终他选择了后者，成立飞宇。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飞宇只有魏一个人，也只有一个项目，所以他对创业的理解非常模糊，准确的讲，意识到这点还是从许久后的一个电话开始的。
那天魏在睡觉，一个自称税务局的人打来电话问他：“你怎么不来报税？”魏说：“要报税吗？报什么税？我都没有交易，就一个人。”税务局的人很不耐烦：“没有交易你也要零申报，赶快来吧，你已经超时了。”赶到税务局，魏才发现要填各种莫名其妙的表格，末了，工作人员不无鄙视地说：“你啥也不懂，还开什么公司。”魏一时语塞。
后来魏花 200 块钱找了个财务处理琐碎的事情，但这番遭遇并没有让他产生将公司带向正轨的冲动，而直到他想做的事情超出自己的边界时才想到去招一个人。
做飞控系统的时候，魏就意识到一点：这款产品结合了飞行的特性和陀螺仪的特性，如果说有一个飞控系统能把飞行的姿态完全测量出来，那性能绝对是很大的提高，控制方式就会更直接、更简单、更稳定。
当时他看了很多论文和方案，其中一个外国网站的产品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，“那个网站专门出那种惯性姿态模块，可以测量运动姿态，但卖得很贵，2、3万块钱一个，国内也有人把那个模块买回来，去组成自己的一个飞控系统，代价很高。”
所以魏当时的想法就是，“能不能自己做一个惯性姿态模块，把成本降下来，卖给对稳定有需求的人，或者说把模块卖给想做无人机飞控的人。”
当时大疆也在做同样的事情，比飞宇早一年，方向也略有不同，大疆做的是直升机飞控，飞宇做的是固定翼飞控。问及为何有这种差别，魏的回答令人莞尔：“不是我们不做直升机，而是我们不懂直升机，固定翼我是会玩这个，所以我知道该怎么搞。”
“那大疆不做固定翼是因为汪滔不会玩吗？”雷锋网(公众号：雷锋网)问。“汪滔应该很会玩固定翼，但直升机应该更有前景。”换句话说，当魏二选一的时候，他很清楚自己擅长什么，也很清楚自己错过了什么。
魏承赟第一次听说大疆是在 2008 年，他当时在深圳帮一个朋友做飞控，去机场的路上朋友问他：“你知不知道在深圳南山那里有一伙人在搞直升机的飞控？”魏摇头，回问：“他们搞得怎么样？”朋友跟他说：“搞的还行，但是他们挺困难的，感觉有点搞不下去了。”过了很久，魏才意识到朋友说的“那伙人”就是大疆。
选择魏承赟确定要做手持云台是在 2013 年 5 月见完雷军之后。当时的小米在到处抢项目，魏还在折腾无人机。小米唐杨林是一个资深无人机玩家，也是魏的朋友，这次见面便是他引荐的。
“2013 年正是小米如日中天的时候，”魏承赟表示当时去北京是一种朝圣的心情。在办公室里，雷军向他展示了还未发布的小米电视，谈工艺，谈愿景，还问他今后想做什么？他告诉雷军，自己想做一个手机遥控的多旋翼无人机，类似于 Parrot 的 AR.Drone，雷军说，“好，你好好做这个，要是缺钱，你来找我。”并让他第二天去见见顺为的人。
来北京之前，魏承赟就想过，“雷总投我几百万的话，我自己有，如果投多了，他应该也不会投，”所以这件事他并没有太在放心上，聊完后便和唐杨林一起找蔡炜吃饭去了。
当时他们都未意识到，这顿饭基本上决定了两家公司的走向。
魏对唐杨林说：“要不然我做一个云台，能挂手机，跟你们结合度比较高，市场容量可能也会比较大，解决了摄像稳定的问题。”唐杨林当即表示：“你这个想法不错。”而蔡炜当时还是魏承赟的经销商，当他得知魏承赟第二天要去见顺为的人，便问：“我明天能不能跟你一起去？”魏说：“行。”
从北京回去之后，魏承赟便从公司拨出了一帮人研究手持云台，与顺为几乎断掉了联系；蔡炜则组织一帮人去做无人机，并顺利拿到小米投资成立了飞米，推出了第一代小米无人机。
节点2012 年发生了很多大事，大疆出禅思是其中之一。
“禅思云台确实把大家给震住了，”作为前航拍从业者，大木对此心有余悸，“我们那时候一天（航拍）收 2 万、3 万，买了禅思的人一天收 5000，拍的还差不多，你说怎么搞？我们那玩意儿还怕风，说直升机是自己做的，一上去根本比不过别人，我那个搭档跟汪滔是好朋友，后来汪滔就跟他说，你不要搞这个航拍了，没有前途，你们这些肯定会被我全干死的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雷锋网问。
“后来我们就信了，去找了一个行业应用，搞植保无人机去了，喷农药啥的。”大木笑道。
横财也有，但不好赚。当时有一家叫斯道拉恩索的芬兰林业巨头找上了大木的航拍团队，一平方公里给 2000 块钱，理想状态下一天能飞 50 平方公里，也就是说一天能赚 10 万。结果在广西北海合浦县一个叫棺材岭村的地方，无人机落地的时候砸断了当地村民的三根甘蔗，“那些人直接拿枪指着我的头，叫了一村的人过来，吓死我了。”大木回忆道。
从 2009 年到 2013 年，飞宇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做整机方案。“主要是面向测绘，就是一个泡沫飞机下面挂一个微单，这个微单往下拍照片，拍一张照片记录一个 GPS 值，然后把这些 GPS 和照片输入到电脑里面，出来一张地图。”
这正是大木当时需要的服务，“当时国内做固定翼飞控好的就两家，一家是的杨建军的零度，一家是飞宇。但是老杨的东西不同批次质量不稳定，飞着飞着飞机就丢了，相机也丢了，一丢就是好几万，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就教育我，你这个东西没有飞好，我产品没问题，给魏总打电话，魏总就会要看看数据，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所以飞宇的售后比较好。”
大木和魏承赟本来就有共同的朋友，再加上业务上的来往，两个人很快就熟络起来。至于一起共事，那是后话，因为那时候魏还忙着从别人挖的坑里爬出来。
输赢看完聊天记录，魏承赟心中五味杂陈，他没想过自己以诚待人，却被人当成了傻子。连续几晚睡不着觉，心中的傲气也被激发了出来：“看完聊天记录，我就跟李全讲了一句，即使无人机项目不干了，我也要把云台这个东西给做好。”
原来的方案也不要了，魏和李二人用两个月时间重写了一个方案，“那个方案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更简洁，更简单，性能更好。”
2014 年飞宇出第一款两轴手持云台的时候，魏分别给大木和唐杨林寄了一个，大木觉得产品不太好，当时就没吭声，唐杨林则很直接：“这个太难看了，都不好意思拿给雷总看。”直到三轴手持云台出来，大木才坐不住了，“我们搞航拍的很明白两轴和三轴的区别有多大，然后我就花快 3000 块钱买了一个 GoPro 用了一下，一用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牛逼的。”
两轴到三轴的难度远非数字差异那么轻巧，另外，由于角度范围大幅扩大，三轴手持云台的难度又比无人机三轴云台高很多，“手持拍摄的时候，横滚轴容易变成俯仰轴，俯仰轴又容易变成横滚轴，不同的角度电机转动量等各方面都不一样，怎样让它们无缝切换，我们做了很多研究。要是光加一个电机，稳定一下航向轴就这么挂着，那没啥意义，无人机上用的就是这个。”
市场是证明产品不二之选，但魏的尴尬是，消费者压根就没见过这种东西，所以，他很快想到了大木。
为了拉大木入伙，魏把他叫来桂林玩，跟他说：“这个东西要做大众消费品，就要有人去‘忽悠’、推广，我觉得你特别合适。”难点在于这种产品当时还没人用过。
“你们量产的时候，市面上找不到其他的手持云台？”雷锋网问，大木说：“不能说基本上没有，是完全没有。除了一堆 Demo。”
一开始，大木想从综艺节目那里打开局面，便给湖南卫视谢涤葵的团队赞助了一些设备，谢是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总导演，所以在这档现象级的综艺节目中，不时能看到飞宇手持稳定器的身影。不过这还不是大木加入飞宇之后最有成就感的事情。
手持云台市场的升温很快引起了苹果公司的注意，2015 年上半年，海外反响良好的飞宇因此进入了苹果的视野。
大木告诉雷锋网：“苹果这种跨国巨头选择合作伙伴不会只找一家，全世界范围内有能力批量做出同类型产品的企业都要找过来挨个试，谁通过测试谁上，同时苹果充分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和原创性，有知识产权的就会受到足够保护。”
对飞宇来说，这件事情的成与败被赋予了多层意义。
一方面，苹果不是 Gopro 那样的合作伙伴，后者与飞宇实际上接触更早，但在魏承赟看来，“我跟汪老板对他们的感觉差不多，Gopro 就觉得你是一个工厂，跟你合作你挣点血汗钱就行了，报一下 BOM 成本，再留百分之多少的利润，技术含量各方面的东西都不在乎，觉得你这个完全没有附加值。苹果的话，它首先会认可你是一个品牌，很尊重你。”
另一方面，在苹果找的七八家同品类厂商中，有一家就是出走公司的那批人，“所以这件事事关公司在业内的声誉，一定不能输。”
压力与兴奋共存，经过了半年折腾，飞宇的产品最终摆上了苹果的货架。
后记刚毕业时，魏承赟就想过去深圳发展，但后来无论是工作还是创业，他都留在了桂林，原因很简单，“当时的女朋友还在桂林读书。”再后来，女朋友变成了妻子，“安家之后就更没那么洒脱了。”
从业十多年，魏很清楚深圳对一个电子消费品厂商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他还是算不清楚这中间的得失，似乎这些事也没有被计算的价值。
所以，在与雷锋网的整个交流过程中，魏一直很平静，唯一一次例外还是那次背叛，“我这个人容易心软，把整个项目全部重写后比原来还好，所以心情也挺好，但如果今天谁再敢干这样的事，我非他妈整死他。”魏承赟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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